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。宏观层面，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，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。微观层面，用人单位、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。否则，员工、学生遭遇性骚扰申诉无门，剩下的选择要么“忍”，要么“滚”。

《直击北京疫情:冷链传播风险几何?后续咋防控?》面对证据，官启兴最终低下头来，“村里总有一些不方便入账的开支，比如超额的伙食费、娱乐场所消费等，但是我们不可能让村干部自己掏腰包啊。”据官启兴交代，为填补这些不便入账的开支，他与杨加亨、杨志明、杨祥鑫等前后三任村委会主任及其他村干部采取虚增、虚列扶贫项目等方式套取村财，用于账外支付村级接待以及娱乐消费等支出，所涉金额共计11.2万余元。